眼下正處暑假階段,各類研學游如火如荼地展開,學子們借此開闊眼界、增長學識。現代意義上的研學游或游學,是學校教育的延伸和拓展,強調將教育和旅行相結合。有研究者認為,我國最早的游學可追溯到春秋時期,孔子帶領他的學生們周游列國,尋求大道,教化弟子,傳播其治國思想。
孔子周游列國
行萬里路的問道之始
春秋時期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孔子,生于魯國陬邑(今山東曲阜),在古代被尊奉為“天縱之圣”“天之木鐸”,其學識之淵博冠絕當世,這與他“學而不厭”的勤奮及“見賢思齊”的謙遜密不可分。尤其是孔子周游列國的壯舉,更是他提升自己、博學多聞的重要手段。這并非簡單的旅行,而是其尋求大道、驗證所學、教化弟子的偉大實踐,堪稱后世研學游的肇始。
“周游”一詞,最早見于《管子·小匡》:“又游士八千人,奉之以車馬衣裘,多其資糧,財幣足之,使出周游于四方,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。”管仲筆下的“周游”,應該是游歷和游說的意思。而“游學”一詞,則在《史記·春申君列傳》中明確出現:“游學博聞,蓋謂其因游學所以能博聞也。”道出游學乃增廣見聞、博學致知的途徑。
當時,孔子在曲阜設壇講學,深感坐而論道終有局限,為了進一步開闊視野、求知解惑,他決定率弟子們周游列國,遍訪都邑,尋求名師。在長達14年的時間里,孔子從魯國出發,周游衛、陳、宋等各諸侯國。孔子秉持“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的宗旨,一路虛心求教。據《大戴禮記》載:“孔子適周,訪禮于老聃,學樂于萇弘。”在周都洛邑,他曾向老子請教禮制,向樂官萇弘學習音樂,留下千古佳話。
然而,游學之路并非坦途。孔子曾經遭遇史上著名的“在陳之厄”。據《論語·衛靈公》載:“(孔子)在陳絕糧,從者病,莫能興。子路慍,見曰:‘君子亦有窮乎?’子曰:‘君子固窮,小人窮斯濫矣。’”孔子并未被困境擊垮,最終設法脫險,繼續其求索之旅。
周游列國,屢屢碰壁后,孔子在返魯途中,見幽谷之中一叢蘭花傲然綻放,幽香沁人心脾,此情此景,觸動心懷,他撫琴而歌,彈奏《猗蘭操》,將滿腔失意與孤寂寄情于空谷幽蘭,暫忘塵世苦楚。
孔子在周游列國的路上,常常不失時機、即時即景地對學生進行現場教學,啟發學生心智。《莊子·漁父篇》中描繪了一幅動人的畫面:“孔子游于緇帷之林,休坐乎杏壇之上。弟子讀書,孔子弦歌鼓琴。”林木蔥郁,杏壇高筑,弟子書聲瑯瑯,夫子琴音裊裊,一派和諧雋永的游學圖景躍然紙上。
孔子與弟子周游列國,是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的完美結合。正是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,使得其教育成果斐然,門下涌現出“七十二賢”,由此開創了儒家學派。
孟子赴魯游學
孟母三遷鋪就求學路
亞圣孟子是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。孟子,名軻,鄒國(今山東鄒城)人,天資聰穎,幼承母教。其母仉氏深諳環境育人之理,為給兒子尋找理想的成長與學習之所,不惜“三遷其舍”:初近墓地,孟子嬉戲模仿喪葬；遷至市集,又學商賈叫賣；最后遷至學宮之旁,孟子方“揖讓進退”,潛心向學。這便是千古傳頌的“孟母三遷”佳話,足見孟母之遠見卓識。
孟母深知“行萬里路”對開闊胸襟、增長見識的重要性,在孟子少年時,便鼓勵他走出書齋,游歷家鄉山川。孟子遵母命,登臨嶧山飽覽勝景,攀上泰山觀東海日出,追尋先師孔子的足跡,在攀登中體悟天地之壯闊。
游歷歸來,孟母問:“孔子登山,所見者何?”孟子慨然答曰: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,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此答不僅道出登高望遠的實景,更蘊含著深刻的哲理:眼界隨境界而提升,心胸因閱歷而寬廣。這正是游學賦予他的寶貴財富。
這次登山后,孟子決定赴魯游學。那時游學風氣很盛,孟子游學為什么要去魯國?道理很簡單,因為“周禮盡在魯矣”,魯國乃儒家發祥地,保存著最完備的周代禮樂典籍,承襲著孔子的遺風遺教,孔子弟子及其后學團體仍在講學傳道。
征得母親首肯,在師友支持下,孟子踏上了赴魯游學之路。他安步當車,一路飽覽風物,考察民情,悠然自得。進入魯境,他更加專注,細心觀察路人言行,體悟世事人情,于細微處見大道。
抵達曲阜圣地,孟子懷著崇敬之心,遍訪尼山孔子誕生地、少昊陵、顏母莊、周公廟、魯桓公太廟、孔子講學的杏壇等。隨后,他開始了歷時半載的求師訪友之旅,遍訪魯國鴻儒碩學,對各派儒家思想及其流變逐漸了然于胸。
尤為難得的是,孟子拜隱居鄉野的高士司徒牛為師,在其家中住下學習,先生捕蟬,弟子讀書。司徒先生的教學,不同于學宮里的老師,不是先生講、學生聽,而是定期開列一些書目,讓孟子去城里借來閱讀,他再稍加點撥。這些書目包含當時各行各業的書,有介紹三皇五帝的書、各國的歷史書,也有《黃帝內經》之類醫學書、占卜書、天文歷法書及孔子所傳“六藝”經典等等。孟子每遇疑難,便與老師切磋探討,教學相長。
此后,孟子亦曾周游梁(魏)、齊、宋、滕等國,宣揚仁政主張。孟子在游學與思辨中不斷精進,終成一代大儒,被稱為“亞圣”,儒家“孔孟之道”由此奠定。
荀子三游稷下
奔赴學術文化中心
戰國末期思想家、教育家荀子是趙國(今山西南部)人,被尊稱為“荀卿”。他雖非齊魯之子民,但其最重要的學術成就與思想體系形成,是在齊魯大地的學術熔爐——稷下學宮完成的。他是稷下學宮晚期最負盛名的領袖人物,是儒家學派代表人物、先秦諸子百家思想集大成者。
荀子曾三次來到齊國稷下學宮游學、講學,在此度過了漫長的學術生涯,最終成為稷下學宮的學術泰斗。
稷下學宮,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學府,是戰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偉大創舉,可視為世界上最早的“研究生院”。它以“不治而議論”的獨特機制,營造出“百家爭鳴”的包容、自由、開放的學術氛圍,成為戰國中后期當之無愧的學術文化中心,吸引了各地學者前來游學。
公元前314年,荀子“年十五始來游學”,為豐富學識,推行其治國理念,他毅然離開家鄉,第一次來到齊國,來到稷下學宮。此時,正值稷下學宮鼎盛時期,諸子薈萃。荀子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觀點和辯論風采,在學術大師們面前展露了其才華和思想,受到稷下先生們的重視和肯定。同樣,荀子也得到各派學術名家大師指導,立足儒家思想立場,兼收百家學說之長,為其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齊國經歷戰亂,稷下學宮一度衰微。知天命之年的荀子,在學宮重建之際再次來到齊國。他不僅參與學宮重建,更在此廣收門徒,聚眾講學。在對現實政治的深刻洞察與對百家學說的融會貫通中,荀子的思想體系臻于成熟完備,卓然自成一家,成為儒家學派重要分支,史稱“孫氏之儒”(荀子也被稱為孫卿)。但是,由于荀子名望太大,受到一些人的讒言迫害,62歲的他被迫再次離開齊國。
公元前264年,在齊王建新立之時,荀子第三次來到齊國,受到齊王建的熱烈歡迎,并被任命為稷下學宮祭酒。他繼續在稷下學宮聚徒講學,并經常對齊國的政治進行議論。由于有人在齊王建面前告黑狀,荀子因此受到了齊王建的冷遇。于是,荀子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禍患,于公元前262年離開齊國。
晚年荀子留居蘭陵,著書立說,直至去世。可以說,齊國豐厚的文化沃土和稷下學宮空前自由的學術氛圍,滋養并最終成就了荀子這位大師。同時,荀子也以其深厚學養和創新精神,對齊文化進行了繼承、改造與弘揚,并通過其影響力與游歷講學,將齊魯文化的精髓播撒四方,在中華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游學之風綿延不絕
齊魯大地的精神傳承
除了孔子、孟子、荀子,當時赫赫有名的墨子、孫子、韓非子等,無一不是著名的“游士”。他們通過廣泛的游歷、訪學、論辯,博采眾長,終成學識淵博、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師,共同譜寫了“百家爭鳴”的輝煌篇章。
此風傳至后世,綿延不絕。漢代游學之風更熾,太史公司馬遷青年時壯游天下,網羅舊聞,為著《史記》積累豐厚素材。東漢末年,北海朱虛(今山東臨朐東)人邴原,亦是游學之身體力行者。他素好飲酒,但自踏上游學之路后,唯恐耽于杯中之物而荒廢學業,遂在漫長的游學途中滴酒不沾。經年累月四方求學,邴原學識大進,歸鄉后興辦教育,桃李滿園。《三國志·邴原傳》注引《邴原別傳》詳載其事,留下“邴原戒酒”的千古美談。
回望古代齊魯先賢們的研學之旅,是以步履丈量山河,以心靈叩問古今。他們遠游異地,尋訪名師,在行走與思考中熔鑄思想,成就偉業。這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的精神,早已融入中華文脈,成為優良的教育傳統。而在如今的研學游熱潮中,我們更需汲取古人的智慧與精神內核,避免其流于形式化、商業化窠臼的同時,更應著力引導學子們用心去觀察、去體驗、去思考,讓每一次出行都成為開闊視野的窗口、增長學識的階梯、砥礪品格的熔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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