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開始100元轉過去，確實返利了;后來變3連單，等她轉賬過去，對方又說，變20連單了。”
李明敏，上海市公安局徐匯分局反詐中心負責人，說起近期這起“刷單”案件，他既氣憤又無奈。
受害人“刷”完20連單，損失十幾萬元，感覺被騙后報警，做完筆錄訕訕離開。沒想到隔了一天又來了，在騙子蠱惑下，她又“刷”了100連單，損失達幾十萬元。她說，“我要不轉賬，之前的錢都沒了，轉賬了，是不是還可以要回來?”
在“刷單返利”類詐騙案件中，這是受害人常被灌輸的想法。
2022年，全國公安機關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46.4萬起，有效遏制此類犯罪快速上升態勢，但冒充客服、刷單返利等電詐案件仍然高發多發，手法層出不窮。
今年起，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推進打防電信網絡詐騙“紅藍對抗”實戰練兵活動，16個區公安刑偵部門被分為“紅”“藍”兩組，開展一場為時一年的內部競賽，希望提升打擊和防范電信詐騙水平，守護百姓“錢袋子”。
“天上掉餡餅”，受害者深陷認知陷阱
▲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工作人員時刻準備接警
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駐地——中山北一路803號院，最忙碌的樓宇之一，是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。
墻面上，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相關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的標題下，掛有27家單位牌子。辦公的，除了民警、輔警，還有4家通訊運營商、11家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，幫助在通信、轉賬各環節采取措施，預防詐騙。
“多部門聯合‘作戰’，目標：快。”屏幕上數據顯示，僅記者造訪的這天上午，中心就對21萬人次開展防范電信網絡詐騙預警。對收到可疑電話和短信的市民，全量發送提示短信;市民有點擊可疑鏈接等中危情形，AI或人工電話提醒;已進入電詐“套路”等高危情況，派出所民警則上門勸阻。
“實踐證明，電信網絡詐騙是可防性犯罪，事后打擊不如事前防范。”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九支隊副支隊長尹延淋說，上海推動警銀合作，努力守住“資金出口”。今年以來，依托資金防阻體系建設，攔截涉詐轉賬資金7.6億余元，追回群眾被騙損失2.2億余元。
勸阻受害者是一大難點。很多時候即便對受害者進行勸阻，都難以阻止損失。
“很多受害者完全被詐騙分子‘洗腦’，聽不進。”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負責電話勸阻的工勤主管吳明凱說，不久前，他給一個公司財務人員打電話，勸阻其不要給不明來源的賬戶轉賬，對方矢口否認被騙。“你‘老板’發指令的這個群是新建的，對不對?打電話確認一下?”
幾經來回，這名財務驗證后發現確實受騙了。詐騙分子全套“復制”了公司老板的社交賬號，一筆15萬元款項差點轉出去。
▲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打壞的固定電話。巨云鵬攝
“有些受害人，電話里無論如何不相信勸阻，我們就通知派出所上門。”吳明凱和同事們平均每天每人要撥100個電話，短的幾分鐘，長的超過半個小時。辦公桌旁，打壞的固定電話就有8部。
在“紅藍對抗”實戰練兵中，浦東在“防”上較突出。為何“勸阻難”?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反詐中心副大隊長龔海青認為，是電詐犯罪分子通過話術給受害者構建了認知陷阱。如在以財色為餌的“投資”“刷單”“裸聊”類案件中，“再充值、轉賬一些，就把之前的還來(或把視頻銷毀)”，“利用受害者想要挽回的心理，持續要求轉賬匯款，實際上犯罪分子貪得無厭，轉賬越多損失越大。”
▲浦東警方查獲的詐騙“話術”劇本
近期浦東警方破獲一個500余人的特大“話務引流”團伙，該團伙從境外獲取潛在被害人的電話信息，主要以教育培訓機構退賠學費的名義引導被害人泄露銀行卡信息。
在這個團伙的話術本上，記者看到，應對被害人“怎么是外國號碼”“為什么不是這個機構退款”“為什么要僅QQ群辦理”“你們是騙子”等質疑，都有應對“臺詞”;還設計“只有部分用戶”“名額有限”“錯過就沒法辦理了”等催促性語言，增強被害人緊迫感。
“首先‘天上不會掉餡餅’;其次即便‘入坑’，也要及時止損，”龔海青說，市民接到陌生電話或網聊時，絕不能透露銀行賬戶、密碼、驗證碼等，涉及轉賬匯款，一定要多方核實，“無論多么相信網絡那頭的人，涉及轉賬銀行卡等，都要多個心眼。接到警方短信電話提示，一定要重視。”
銀行卡、手機卡，是犯罪分子爭搶的“資源”
一直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，李明敏洞悉該類犯罪套路，“電詐犯罪離不開‘兩卡’，銀行卡和手機卡。”銀行卡用來承接被害人款項，走賬;手機卡用來撥打詐騙電話，“引流”。
不幸遭遇電詐，錢款已轉出去，那找到銀行卡主人，不就能找回自己的錢了?面對記者提問，李明敏說，如今的電詐團伙，將犯罪鏈條上的環節拆分，受害者轉賬賬戶的主人，往往只是將自己銀行卡出借給他人的“卡農”，到賬后立刻再轉到下一級賬戶，或采用取現、購買黃金、直播打賞等方式“洗錢”，最快半小時內受害者的錢就已轉到境外。
去年7月，上海普陀警方搗毀一個專為境外電信網絡詐騙分子“洗錢”的犯罪團伙。被害人報案后，警方發現報警人匯出資金10分鐘內，這筆款項就分散流向多個銀行賬戶，其中一個在上海寶山區某銀行被取現。根據線索，專案組抓獲5名“卡農”及其上家戴某——戴某10余天內就為境外詐騙團伙“洗錢”100余萬，自己拿到6萬余元提成;對5名“卡農”，他許諾每取現1萬元拿200元提成，還包食宿。
記者了解到，一個“卡農”，可能只拿幾千元“好處費”或提成，但從他賬戶上“走”過的受害者錢款可能高達數百萬。出借銀行卡行為，看起來“危害不大”，在電詐犯罪鏈條中卻必不可少。
作為電信詐騙撥號的必需品，手機卡乃至固定電話，也是犯罪分子爭搶的“資源”。
▲寶山警方在居民小區內查獲非法GOIP設備
今年4月，上海寶山2個老舊小區分別有固定電話連續對全國各地撥號，較為異常。民警上門核實發現，2戶居民均為老年人，并未經常打電話。會同電信部門線路檢測后發現，這兩家的網絡線路交接箱內均被非法安裝了GOIP虛擬撥號設備，可以把境外網絡信號轉化為上海固話信號。安裝工莫某、李某落網，他們通過該設備為境外電詐團伙服務，獲利約5萬元人民幣。
法律打出了重拳—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2021年聯合發布的《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(二)》，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，為其犯罪而收購、出售、出租信用卡、銀行賬戶、非銀行支付賬戶等支付結算幫助，數量達到5張(個)以上，或者收購、出售、出租他人手機卡、流量卡等通訊工具幫助，數量達到20張以上，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。最高刑期為有期徒刑7年。
“犯罪分子和法律‘躲貓貓’，”李明敏說，最近偵查的案件中發現，有的“卡農”首領，統一為手下“卡農”每人只開辦4張銀行卡，逃避法律打擊。作為“紅藍對抗”中以打見長的徐匯警方，在結合警銀聯動機制基礎上，持續深化“斷卡”行動，要求派出所及時研判資金流，24小時內完成三級賬戶研判，明確可疑“卡農”身份信息，及時開展落地抓捕。
加快深化全警反詐、積極拓展全民反詐
▲民警將電詐犯罪嫌疑人帶回上海
今年以來，上海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接報既遂數、立案數同比繼續保持下降趨勢。打掉一批違法犯罪團伙，溯源經營、深挖擴查，成功抓獲各類電信網絡詐騙黑灰產犯罪嫌疑人4000余名，搗毀黑灰產犯罪團伙160余個。
尹延淋坦言，近年來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層出不窮、難以根治，與其背后龐大的黑灰產利益鏈條密不可分，與電詐案件關聯的黑灰產犯罪活動迭代更新，呈現境外化、集約化、組織化、模塊化趨勢。
以上海警方此次偵破的特大“話務引流”團伙為例：藏匿境外的犯罪分子對境內話務引流團伙遠程指揮，團伙內技術人員搭建“客服系統”語音服務器，骨干人員招募發展“客服”，線上發布引流話術劇本、工作任務、服務器賬號、密碼，由“客服”在家中登錄服務器輸入賬號密碼，系統便可自動搭建通話線路，批量撥打潛在被害人電話，“由專人負責培訓、檢查質量、結算收入，一環扣一環。”
“客服”說，只是“打打電話”“拉拉群”，但記者了解到，電話另一端許多電詐受害者不僅有財產損失，還會因“輕信”而自責、內疚，造成抑郁、家庭不和乃至自殺傾向。
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朱波說，對于為他人提供推廣、引流等幫助的犯罪分子，特別是與詐騙集團存在事前通謀、事中勾連，形成較為穩定協作關系的人員和組織者，一般以詐騙罪的共犯論處;對于明知他人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活動，為他人提供軟件開發、技術支持、賬號維護等幫助行為的犯罪分子，一般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論處。
龔海青認為，“打”與“防”，需要加快深化全警反詐、積極拓展全民反詐，多維構建宣傳體系、拓展宣傳渠道、提升宣傳精度。
尹延淋說，上海警方實行疊加見面勸阻，強化事后追蹤回訪，由市-區-所三級聯合各區、街鎮，自主成立反詐勸導小組、居村委干部、樓組長等群防群治力量，“倘若接到反詐中心或轄區派出所的預警電話，請積極配合民警見人見面，避免財產損失。鄭重提醒：只有真警察才會上門勸阻，且不會提出任何轉賬要求，如有疑問，請撥打反詐中心熱線96110。”他說。(來源：人民日報客戶端)
